在甲骨卜辞中，有数量众多的“灾”字，通常与“有”“无”等连用，表示有无祸患之意，即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若实现，则通常会看到验词中有“允”“吉”“大吉”等。“灾”，又作“災”“”“”。《说文解字》云：“，害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害者，伤也。”“灾”即伤害，有灾即对人或事物有所伤害。甲骨文中的“灾”字虽然并不能直接释为自然灾害，但是“灾”字字形的变化与殷商时期环境与社会息息相关，“灾”字不同字形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有助我们对殷商时期灾害的认识和了解。 总的说来，甲骨文中的“灾”字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河水泛滥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由两条或三条横向曲线或三条纵向曲线平行排列而成，形似波浪，被释为“”字。其中两条横向曲线组成的代表性字形如下： 1．(《前》4.6.7) 2．(《前》4.14.1) 3．(《前》4.14.2) 4．(《前》6.45.3) 5．(《前》3.26.4) 6．(《京津》1658) 三条横向曲线组合而成的代表性字形如下： 7．(《铁》53.1) 8．(《京津》1926) 9．(《续》5.19.10) 10．(《铁》271.2) 三条纵向曲线组合而成的代表性字形如下： 11．(《前》2.26.2) 12．(《后》1.14.1) 13．(《燕》392) 14．(《明藏》338) 15．(《粹》932) “災”字最初是一个象形字，源自人们对河流最直接的观察，用起伏较大的二条或三条曲线来表示河水汹涌，这些线条的曲折度较大，不同于一般的水流。起伏的水流掀起巨大的波浪，导致河流溢出了原来的河道，泛滥成灾。罗振玉说：“其作等状者，象横流泛滥也。”[1]10孙海波将其释为“象洪水横流成災之形”[2]9-10。李孝定亦认为：“作者，象洪水横流之形，当是初文。”[3]横流，即大水不循道而泛滥。叶玉森说：“三形尤显浩浩滔天之势。”[4]《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又《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之语：“九州之泽皆已陂障无决溢也。”[5]75这是早期先民对于水灾的感知，长期的洪水泛滥对先民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人们用多条起伏较大的曲线叠加在一起将其记录下来。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巛”字，释为“川”，也是由两条或多条纵向曲线平行排列组合而成，如： 16．(《前》4.13.3) 17．(《前》8.12.4) 18．(《甲》1647) 19．(《乙》5825) 20．(《佚》727) 虽然同为纵向曲线的平行排列，其实两者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首先，组成“”字的曲线全都是实线，而“巛”字由实心曲线和虚心曲线共同组成，或由两条实线加一条虚线，或由三条实线加两条曲线。《说文解字》云：“贯穿通流水也。”孙海波认为：“象畔岸而水在中流之形。”[2]447则实线表示河岸，虚线表示河水。其次，“”字曲线弯度起伏较大，表示波涛汹涌，而“巛”字曲线弯度较为平缓，象征河流的自然形态。总之，河水在河畔之中平稳流过，不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一旦波浪翻滚，冲出了河岸，就会奔流泛滥，造成灾难。殷商时期的都城周围分布着洹水、水和滳水等河流，季节性的泛滥给殷人带来了诸多麻烦。在殷墟卜辞各期*董作宾先生五期分类法较为普遍，故采之。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中均有关于卜水的记录。 第一期： 尞于□水叀犬？(《合》) 辛丑卜：尞三牢？(《合》) 戊午卜：王尞于三埋三？(《合》) 尞……二牛？(《合》) 庚戌卜：豹勿帝于？(《合》) ……洹……尞？(《合》9648) 第二期： 丁丑……贞……其?……水……月。(《合》) 辛亥卜，出贞：今日王其水寝五……(《合》) ……卜，即……其中……水？(《合》) 庚……贞……水？(《合》) 第三期： 年于滳？(《合》) 年于滳，又大……吉。(《合》) 王其又于滳，才又石尞，又雨？(《合》) 第四期： 壬申卜：川邑羊？/壬申卜：川弗邑羊？(《屯南》2161) 辛巳卜：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牛？(《合》) 戊子贞：其尞于洹泉……三牢，宜？(《合》) 第五期： 癸丑卜，贞：今岁亡大水？(《英》2593) 从上述辞例不难看出殷人早已对河流的季节性泛滥体会深刻，他们采用祭祀河神、天帝以及祖先等方式，期望能够保佑平安。 二、河流壅塞 除了上述用多条起伏较大的曲线叠加在一起表示“災”字外，还有用在多条竖向平行曲线中间加横线表示。如： 21.(《前》2.15.2) 22.(《前》2.17.3) 23.(《福》9) 24.(《京津》5302) 25.(《粹》928) 《说文解字》云，“从一雝川”，段玉裁认为“”是会意字,即河道壅塞之意。罗振玉认为：“象水壅之形，川壅则为也。”[1]10如此，则中间的那条横线就表示有异物阻断了水流。河流为害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河流的泛滥，由于水流来势凶猛，突然暴涨，漫溢出河道。另一种是河泽受到淤塞，流通不畅，冲溃堤坝，形成灾害。陈炜湛认为：“中晚期作‘’‘’‘’，象川流壅塞成灾。”[6]商承祚在解释“”字时指出：“甲骨文有如昔字所从同，又或作，《说文》，‘害也，从一雍川。’川壅而溃，故泛滥成灾。甲骨文又作，整齐之而为，象川道被土石壅塞之形，为其初义，至用为声符，乃后世事。”[7]《左传》载，“川壅为泽”[8]729，即河道排水不畅，将会带来祸患。《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九州之川已涤除无壅塞也”[5]75，只有解除壅塞方能化危为安。 尧之时，发生了巨大的洪水灾害，鲧禹父子先后受命治水。大禹和他的父亲鲧在治理洪水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鲧是采用围堵的方式，禹则是采用疏导的方式，结果鲧治水失败，禹治水成功。其实，围堵和疏导都是治水的常用方法，只是需要依据水势的大小使用。围堵就像在河道中增加了障碍，水势湍急时就会将围堰瞬间冲垮，一泻千里。而疏导则大大减小对岸畔的冲击力，降低溃坝的危险。当然，如果水势不大，则围堵之法还是行之有效的，且耗时短、见效快。从河流壅塞为害的情形来看，当时的洪水定然是来势凶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距今4 000多年前，在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都曾经发生过异常洪水事件[9]。另外，在青海地区*喇家遗址位于我国黄河中、上游的青海官亭盆地，在距今3 650—2 750 aBP前后的齐家文化晚期至辛店文化早期，曾经发生过一起包括洪水、山洪和地震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这场灾害导致了喇家遗址的毁灭。参见夏正楷等《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科学通报》2003年第11期)。、华北平原*殷春敏等认为：距今5 000年前后，华北平原砂层较厚，淤层厚度最大，说明洪水较频繁，洪水影响时间较长。参见殷春敏《全新世华北平原古洪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2期)。、长江流域*葛兆帅等认为，长江上游距今3 983年前后洪水相对最大(葛兆帅等《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的长江上游古洪水记录》，载《第四纪研究》2004第5期)。张生等认为，综合微古、粒度、孢粉及埋藏古树和埋藏泥炭特征，可以认为马桥遗址中良渚晚期文化断层系由洪水造成。这次洪水涉及整个长江三角洲，规模很大。参见张生等《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断层的成因探讨》(《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也有洪水的遗迹。广大范围内的洪水泛滥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殷商时期都城周围河流的泛滥除了季节性的降雨，也不排除有河流壅塞的因素。考古工作者发现历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常常有这种堆积现象：在商代地面的低洼之处，常发现一层深灰或黑色的淤积土。据科技考古学者现场考察分析，这种堆积应是由于水的作用而形成的淤积土层，该淤积土层可能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的洹河泛滥有关[10]。洹河的泛滥是季节性的，前文已有材料可证，并未造成致命的灾难，但是到了殷墟四期偏晚阶段，洹河的水患却对殷墟都城造成了致命性的破坏，这与洹河水道的壅塞恐怕不无关系。 三、战争之灾 甲骨文辞例中还有许多“災”字是与“戈”字相关的。如： 26.(《后》2.27.4) 27.(《簠室》2.62) 28.(《拾》5.2) 29.(《续》6.7.5) 30.(《佚》988) 以上字形中都由“戈”字组成。《说文解字》云：“，伤也，从戈，才声。”《甲骨文简明词典》释文：“”，甲骨文作为吉凶用语时，与吉相反，为灾害凶祸之意，和“”“”同。“”，从戈，才声。一般隶定作“”。作为吉凶用语时，和“”“灾”相同，为灾害凶祸之意，与吉相反。[11]董作宾认为，“”字，从戈从，戈乃兵刃，足以伤人，又加声，当为后起字[12]。于省吾说：“甲骨文在征伐时言者习见繁出。”[13]刘钊认为：“卜辞‘’字皆用于征伐战争。”[14]可见，战争对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与自然界河水的泛滥与壅塞带来的祸患一样令人恐惧。 原始社会部落形成之后，冲突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史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5]3即便是在民主禅让的尧舜禹时代，战争也难以避免。《吕氏春秋》曰：“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15]战争是政权巩固的强大保障。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然而部落之间的斗争并未偃息。夏后启与有扈氏之间、夏王相到少康与有穷氏部落之间、夏王杼与东夷族之间的战争等。夏代末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5]88。汤率诸侯伐夏桀于鸣条。商朝的疆域较前朝有所扩大，征伐是商汤夺取政权的致胜法宝。孟子尝言：“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16]商王朝组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方面用来进行对外征伐，另一方面用于维护贵族的统治。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登人”的辞例。“登人”，登记人员，征兵而用。甲骨文中有登人三千，登人五千、一万等的辞例。 31.登人三千，乎伐土方。(《殷墟书契前编》6.34.2) 32.登人五千，乎旗。(《殷墟书契前编》7.15.4) 商王军队的编制已经详细地分为左、中、右三师。 33.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 商王军队每个师的兵力约在1万人左右。商王朝与周边的鬼方、土方、羌方等方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有的战争甚至是旷日持久。如《周易·既济卦》九三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17]仅仅一个鬼方就持续了3年之久，加之其他的方国，战争已然成为商王常态化的事务。《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861。看来，在商代，祭祀与战争已经成为国家的大事，不仅战争成为国之常事，而且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很大。 34.辛巳卜，贞：登帚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310) 一次战争商王就派出士兵1万余人，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商王朝后期，主要是针对东夷族用兵。被俘获的敌人，或充作奴隶，或被活活杀死，最多的一次杀死奴隶2 600多人。这是人类自己制造的灾祸。 “”字，许慎将其释为“伤”，自一期(武丁)之时出现，至五期一直都在使用。可见战争之祸已经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四、天火之灾 甲骨文中有一个“灾”字是与“火”字相关的： 35.(《后》2.8.18) 孙海波认为：“，从才、火，与《说文》烖字古文同。”[2]413《说文解字》云：“天火曰烖。”《左传》载：“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8]769自然界出现的火对人们造成了伤害，也是灾祸。我们的先民很早就会使用天然火。有学者指出，山西省西侯度旧石器遗址和云南元谋人遗址中发现的烧骨和碳屑是我国人类最早用火的证据。亦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自然火形成的[18]。考古显示，在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厚达6米的灰烬层。有学者指出：这类灰烬是成堆分布的，灰烬的底部多为黑色物质。这种黑色物质经化学分析为草木炭素，并非其他黑色的矿物加氧化锰等所形成[19]。可以肯定的是，我国至迟在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具有了用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了。如此面积和厚度巨大的堆积也让我们看到，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很好地掌握和控制用火，用来取暖、照明和熟食，并以篝火的形式来保存火种。恩格斯曾对人类的摩擦生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20] 火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火灾往往发生比较突然，一旦燃烧起来又难于扑灭，破坏力极强，所有的物体都可能因大火而碳化，这些碳化后的遗物又不容易保存，因此，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史前遗址中发生火灾的确切证据。但文献中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21]远古时期的人们认为火是熊熊燃烧、终极不灭的。《今本竹书纪年》记：“帝癸三十年冬，聆隧灾。”人们即便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之后，仍然不能避免自然界天火的危害，于是将这种经验写入文字之中。“烖”字正是人类对天火之灾感知的真实体现。 五、自然界猛兽的威胁 除了上述的水灾、火灾和战争之灾，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个字被释为“灾”字。 36. 金祖同先生说：“我以为这字直竖着看作‘’。象有兽类的东西俯着土穴窥伺的形状。……‘’象洞口，可以进出，……‘’表示兽正在阚穴，就有‘’的意思。”[22]金氏的推断是可信的。早期北方的先民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之上栖息生活，他们依据地势挖土穴而居，即半地穴式的建筑，时常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的并不只是河水的泛滥，还有周围凶猛的野兽。徐仲舒认为：“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23]在还没有掌握城池的修建技术之前，自然界的猛兽是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威胁。 综之，“灾”字在甲骨文中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从字形到字音，从象形、指事到形声。“灾”字虽不全表灾害，但一直与祸患相连。“灾”字形体中包含了水、火、兵和野兽的威胁等多重意义，体现了人类对于灾害的感知。总的说来，殷商时期人们已经认知到的灾害包括水灾、火灾、战争之灾和野兽的威胁等。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0/1116/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