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可知，全国766 722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超过1/4。而不可移动文物分布较多的省份多处于自然灾害高发区。2008年汶川地震，有16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不同程度损害；2010年南方大范围发生洪涝灾害，导致四川省35个乡镇的不可移动文物受到淹没和损毁；2016年，“莫兰蒂”台风造成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文物遭受重大损失，福建、浙江6座桥梁相继受损、被毁。2020年汛期，我国江南、华南、西南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受损文物范围广、数量多、损失大，是200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长江流域省份文物受损情况更为严重，其中：江西160处、安徽144处、湖南62处、四川41处、广西35处，湖北31处均遭受不同程度损伤。11个省份中共有70余座桥梁受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黄山屯溪镇海桥、四川阿坝红军长征遗迹达维会师桥和江西婺源清华彩虹桥等被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襄阳城墙发生局部坍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桂林李宗仁故居、湖北十堰武当山建筑群五龙宫龙虎殿等发生房屋垮塌。以上数据说明，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

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风险管理思想源自预防性保护理念。1982年，英国建筑师伯纳德·费尔登所著《历史建筑保护》讨论了历史建筑的预防性维护问题，其主笔的《两次地震之间：地震带的文化资产》分别就地震前后建筑遗产如何开展保护展开论述。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华盛顿宪章提出了自然灾害预防和修缮措施。1990年，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院启动“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项目，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状态及其环境风险因素的评估、监测和控制，建立有效合理、经济适用的日常维护、保护和修复的系统方法，引领了文化遗产环境风险研究。在亚洲，日本立命馆大学历史都市防灾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文物风险评估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也围绕不可移动文物环境防范和本体损毁预防开展了系列行动：1996年起分别成立了“建筑遗产结构分析和修复国际科学委员会”和“风险防范国际委员会”，并出版了《风险防范：世界遗产管理手册》和《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导则》。以上国际经验和成果可为我国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提供借鉴的依据。

1 有关概念的界定

1.1 不可移动文物的界定

“不可移动文物”中的“不可移动”有两层含义：①从保护理念分析其含义是不能移动，即文物所处环境与其价值紧密相关，这些文物一旦移动必将对其价值体现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陵墓石刻、水文题刻、桥梁等，这是不可移动文物与可移动文物最根本的区别；②从工程技术角度分析其含义是不易移动，即不采取特殊工艺技术或解体就无法移动的文物。如建筑物及构筑物、石窟寺、摩崖造像、摩崖石刻等。而这种非常规和非传统的保护手段难免会对文物价值造成损伤或破坏，所以只有在极其特殊情况下，经充分论证后方能实施移动。综上所述，不可移动文物是与其所处环境紧密关联的文物类型，而其所处环境往往是自然和人文共存的暴露环境。因此，与馆藏文物等可移动文物相比，不可移动文物面对自然灾害时遭受的直接威胁更大，也更易被破坏，所以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要求也更为复杂。

1.2 自然灾害及其分类

灾是致灾因子的简称。指可能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一种自然过程或现象，它包括自然因素和与自然因素相关联的人文因素。从成因角度分析，我们可把致灾因子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致灾因子；另一类是由与自然因素相关的人文因素引发的致灾因子。国际科学理事会（ISCU）“减灾综合研究（IRDR）”科学计划（ICSU，2012）把致灾因子分为6个灾类、20个主要灾型、47个灾种（图1）。

害是灾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的损失和后果，通常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资源环境破坏、生态系统受损、社会秩序失常等。由于灾与害的紧密关系，在以往的中文文献中，常合并使用，称为“灾害”。但在西方文献中，灾害则分别为两个术语，即“hazard”和“disaster”。因此，在西方文献中多以灾进行分类表述；而在中文文献中则常用“灾害”的分类来表述害的类别。1998年，马宗晋等人在《灾害学导论》中，从灾害发生的原因角度，把灾害分为自然态灾害和人为态灾害（图2）[1]17-18。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1/0620/12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