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的《山脉》从沉重的历史叙事中抽身，转向文体的实验与开拓。对这部作品之于当下写作的意义做出准确的判断为时尚早，但它的出现验证了我的一个粗浅观感：班宇骨子里是一个先锋小说家。班宇对文体的探索意识在《枪墓》《工人村》《空中道路》中已露端倪。《洪水之年》《盘锦豹子》《逍遥游》已经呈现了班宇写实风格叙事的娴熟技巧：闪转腾挪中干净利落的情节铺陈，在蓬勃与诗意间恣意流淌的语言、浸透着世俗烟火气的方言对话、充满反讽隐喻意味的冷峻意象。但年轻的小说家并不打算在常规稳妥的叙事中盘旋良久，对形式的敏感、对极致的追索推动写作不断越过传统叙事的舒适区，延伸延伸再延伸，指向未被抵达的、更深远的精神之地。《空中道路》中以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交替展开叙事空间。第三人称讲述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从工厂繁荣到衰落期间个人命运的浮沉；第一人称站在两个人的儿子的视角，呈现、评价父亲一代的生活片段。穿插的视角重新缝合了两个断裂的时代。空中道路的神奇设计、讲解《日瓦戈医生》的桥段、工人的福利度假、骤然来临的改革，小说通过一系列具有强烈隐喻性的情节，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打捞出平凡个体的尊严与情义。小说中不断提到的雨果巨著《九三年》，像一面镜子，影射着历史提醒着读者，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远未降临之前，拒绝遗忘的书写是最后的道德底线。《枪墓》选用小说嵌套小说的叙事结构，虚虚实实遮遮掩掩中人物内心的伤痛与挣扎历历在目，字字诛心，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人公面对曾给自己家庭带来灭顶之灾、而今颐养天年的老夫妇，终究没有扣响复仇的扳机，也留下了迈向新生的一线生机。唯有不忍才可救赎。群像式写法，文学史早有珠玉在前，《工人村》胜在对杂芜斑驳的历史中野蛮生长、肆意丛生的破坏力的捕捉。班宇像一个玩抓娃娃的游戏顽童，不断挪动调整抓手位置，幸运的是，他运气足够好，每次都能收获多多，于是他想更大胆地尝试。《山脉》把文体形式推向极致。

《山脉》杂糅了多种文学门类，五节分别由文学评论、神话、人物访谈、日记、小说片段构成，每节的内容既没有思想上的连贯性，也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五个章节既相互独立彼此游离，又潜隐着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照应。小说的核心或线索是一个叫班宇的写作者与他创作的一部叫“山脉”的小说——没错，班宇喜欢把自己写到小说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小说几乎没有任何完整的情节，出场的人物形形色色，却没有在情节和故事上建立起关系；关于小说的评论、对作者的采访、作者的日记、小说的部分片断，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体，但读者又并不能获得关于班宇与山脉的任何明确信息，这一节中似乎肯定性的内容和信息，又被下一节证明为是徒劳或错误的。文本中充斥着大量情节的缺失与裂缝，整个故事笼罩着迷雾一样的气氛。甚至可以说，《山脉》是一个反小说的作品，作为一个具有实验性、先锋性的开放文本，小说叙述的重复与缠绕、迷宫一样的结构、不确定的意义表达，为喜欢智性阅读的读者提供了挑战已有美学经验的空间：喜欢叙事迷宫的可以在其中读出孙甘露格非甚至博尔赫斯的意味，喜欢马原洪峰的可以从中获得真实与虚构交织的混沌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以石破天惊的姿态在新时期刚刚松动却依然僵硬的文学版图上信马由缰，一反常规打破了文学与现实之间严谨刻板的反映关系，从而在认识论层面上为写作和作者敞开了自由的空间，更在美学意义上使文学文体得以从千篇一律的八股模样中脱身，获得与内容相提并论的重视。对于新锐作家，先锋作为一种精神，首先意味着重铸小说观念的能力、反抗传统小说技法的勇气。能否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新颖而有效的连接形式，能否在现有文学规范之外开疆辟土，在任何时代都是衡量一个作家才华与想象力、思想锐度与气象格局的重要尺度。班宇与《山脉》一同呈现了年轻写作者的可能与勇气。可以想见，《山脉》会面临着两极化的批评：喜欢的人会着迷，沉浸其中，甚至像我一样，拿着铅笔在各章节中勾勾画画，寻找解开文本众妙之门的线索，乐此不疲；不喜欢的人读不到十行，马上扔到一边，拾起手机。

新历史主义早已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班宇这里，“讲述话语的年代”与“话语讲述的年代”同等重要，前者是立场与方法，后者是对象与客体；前后参差对照，前者意味着作者贯通历史的立场取向，其中已经隐含了重释与反驳的意味，后者意味着作者对非主流或行将遗忘的历史的价值肯定。班宇现有的写作中，对历史的处理一般回撤到九十年代，沿着这条路，更深远的还指向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与工业文化体系，以及对这种文化经验复杂性的更全面的理解与处理。这样的延伸对于班宇是可能与必要的，有理由期待已经站在历史节点上的年轻写作者更大步地向后向后，直至无路可退。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1/0525/11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