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的书写中，下岗工人是空白的盲区，他们或者被无视，或者作为可有可无的部分一闪而过，或者作为苦难叙事中“被看”或“被消费”的载体。九十年代的叙事框架中，似乎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安放这个数目庞大却面目不清的群体。在文学史脉络中，有两条清晰的处理九十年代的路径。一条是“回归日常生活”，还日常生活以合法性，从八十年代耽于理想的呐喊转向实际功利的计算，新写实小说即在这个谱系中；一条是在“市场正义资本神话”观念支配下的写作，白领文化、中产阶级、自由竞争、世界主义，成为最能安抚人心的意识形态，私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盖可以划入此路。无论哪条路径，都没法容纳下岗工人这个群体，之于前者，下岗工人恰恰被抛出了日常生活的轨道；之于后者，下岗工人“天然”携带的社会主义文化血统正与之背道而驰针锋相对。中国在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连续发生几次激烈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像列车的急转弯，能够平安到达下一站是幸运的，而每次急转弯都有很多人被甩出去。当我们平安到达时，也应该记住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下岗工人，作为体制变革的牺牲者、政治上的失语者、社会上的边缘者，写作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把他们从冰冷的历史档案中打捞，还之以血肉之身。因此，班宇对那场变革、那些下岗工人的书写，一方面拓宽了已有写作对九十年代的呈现与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被甩出历史列车的人迟到的敬意。作为85后写作者，对这一场以“现代化”的名义重组生活的浩大变革，保持着非常的敏感和自己特别的看法，让他找到了与当代史、文学史对话的有效切入口。

工人村，这个反复在班宇小说中提及的词汇，在CBD、步行街、金融中心、商贸区等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划分区域功能的语词面前，显得陈旧而不合时宜。工人村曾经是工人聚集生活的地方，但又与今天的商业住宅小区不同，这里不仅有住宅，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文化宫、图书馆、活动中心，几乎具备了维系日常生活的所有功能。这种生活形态像一张网把工人个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工人社会地位与福利保障的物质基础。上班是工友、回家是邻居，工厂与工人村，在日常与生产两个领域把分散的个体聚拢为群体的力量。工人、工厂、工人村，三足鼎立，支撑起“工人阶级”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反之，当工厂走向衰落时，又拉动了工人村的衰落，两者聚合的力量撕裂了作为“阶级”意义的工人群体。随着城市区域功能转型、城市化改造的到来，工人村的面积日益缩减，被围困于城市边缘的一角。班宇如是记录了工人村的变迁：

工人村位于城市的最西方，铁路和一道布满油污的水渠将其与外界隔开。顾名思义，工人聚居之地，村落一般的建筑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兴建，只几年间，马车道变成人行道，菜窖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俄罗斯外宾来此参观学习，家家户户竞相展示精神面貌，盛情款待蓝绿眼睛的老毛子，竭力推广自家卓越的生活方式，几位来考察的外宾日日恍然大悟，受益良多，回国后每年冬季开始渍酸菜包饺子唱小拜年。

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落入破败。进入八十年代后，新式住宅鳞次栉比，工人村逐渐成为落后的典型，独门独户的住宅更接近时代。一门几户的工人村旧居，刚入住时相敬如宾，时间长了，矛盾显现，油盐水电等不起眼的小事，相互之间也能打得不可开交。更有甚者，父母辈明争暗斗时，儿女辈却暗结珠胎，仇恨的种子进一步散播，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九十年代里，生活优异者逐渐离此而去，住上新楼，而这些苟延残喘的廉价社会住宅，居然也变成古董，待价而沽。所有人都在等待拆迁，拿些补偿款或者换个新居，从而改善一下生活条件。街对面楼龄更轻的，已经拆完并开始重建，但至今还没有拆到这里。原因是住在工人村里的老弱病残居多，这些落后于时代半个世纪的人是天然的钉子户。比起那些离开的恶，仍住在这里的人们，想得到的要更多一些，毕竟他们所拥有的只剩下这幢老房子，这是最后的底牌，不打得惊天动地一点，是没办法翻身的。（《工人村》）

50—80—90年代，工人村从繁盛到中落再到衰败的时间路线，吻合着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体制到新时期的现代化方案再到市场经济的全面到来。这一路下来，产业工人不断被驱逐出社会中心舞台，及至边缘化。工人村的衰落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人口日常生活的全面陷落；工人村里的居民从响当当的工人老大哥，变为“老弱病残”“天然钉子户”，其中有倒卖古董的、开皮肉生意黑店的、装神弄鬼跳大神的、离了婚开出租的。宿命的力量具有强大的繁衍力，工人村的孩子不务正业，赌博打架气死父母，“黑社会都是这座楼的儿子”。暴力催生暴力，黑暗未必催生光明。工人村不但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更不具有日常合法性，成为暴力、愚昧、黑暗的滋生地。在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中，铁西区也仿佛是由工厂与贫民窟构成的孤岛，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市内五区。于是一种新的逻辑与话语生成：工人村之于去工业化的铁西、铁西区之于去工业化的沈阳、东北老工业区基地之于市场经济的全国，构成一种异质/主流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应该予以清理的历史“包袱”。曾经过往的深度历史则在这种差异化断裂式的话语中被抹平。今天，一部分保留下来的工人村作为文化活动区，铁西区的工厂被开辟为博物馆，“逼真”地保持着五十年代生活与生产的“原貌”。丰富的历史就这样以“怀旧”“艺术”的方式压缩于扁平的特殊空间里，以文化消费的名义具有了某种诗意，但个体的伤痛显然不是这种怀旧与诗意所能包容的，参观者无法在其中感受到丝毫漫天冰雪中北方的热血与哭嚎。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1/0525/11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