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是由美国的一位编辑在1945年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来的，主要指的是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一、灾后公民的知情权的限制性

灾后公民知情权的限制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知情权的实现是以信息的及时、真实获得为前提条件的，而灾后受到自然环境、技术管理等因素的限制，所获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本身的残缺和局限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只能是有限实现。二是出于对社会安全稳定的考虑，政府可能会对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限制性的发布和必要的管控。随着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公民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政府信息的公开，社会公众的讨论，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社会舆论既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推动救灾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也有可能由于谣言、虚假信息的传播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给救灾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

二、灾后舆情管理与引导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危机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步。但灾后信息一般会呈现出数量庞大、内容复杂、传播速度快、真假难分的一些特征，在社会上迅速形成一股“舆论潮”，其造成的影响与危害有时会大大超过事件本身所直接造成的破坏，给政府的应急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前在我国，公民对于灾后信息的获得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官方的通报；二是社会大众网络与媒体报道。但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媒体，在信息的发布、报道以及舆论的引导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民众危机意识淡薄和应急能力的缺乏，使得灾后的舆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严峻。

（一）政府对于社会舆情反应过慢、应对能力欠缺

对于突发事件，不少地方都已成立了应急办、应急指挥中心等相关应对机构，也制订了相应的应急预案。但对于社会舆情这一板块的管理，政府还是略显生疏，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缺乏预测预警等情况在各地普遍存在，这充分体现出了在我国当前的应急管理的体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在2016年7月19日，河北邢台遭受特大暴雨侵袭，其中有多位村民在洪灾中遇难。但直到7月22日上午10点，部分受灾村民及死者家属堵塞国道，官员和村民互跪一幕通过自媒体传播，此次洪灾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应则更为迟缓，到7月23日，邢台市政府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网民和社会共同关注问题作相关的回应。并且在此之前，官方主要是通过微博的形式对撤离时间、伤亡人数等情况进行通报。另外官方所通报的死亡人数还多次发生了变化。政府这些细节的失误导致了社会上关于“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议持续不断地发酵，进而使得社会和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和不满加剧。

对于灾后信息和社会舆情的反应迟缓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效率，而且还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在灾害发生之后，除了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之外，政府还因环节多、程序复杂的管理体制需要将情况层层上报，这既影响了信息的时效性和有效获得，也极大压缩了信息的收集渠道。使得相关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及时做出决策与应对，从而导致在之后的工作中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此外，政府不管是在应急机构的设置还是人员的配备上都还缺乏专业性和规范性。由于缺乏舆情应对预案和专业人员，在面对社会的舆论压力时，一些部门或人员往往是“未战先怯”，存在着“躲、怕、捂、逃”等恐惧心理和消极态度，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正如一位地方官员说，“没有网络之前，一个事件最多几百人知道。有了网络之后，却要面对成千上万人排山倒海式的议论，上百万人的口诛笔伐，真的很恐怖。”政府应该明白，舆情不等于敌情，而是一种亟待解决和处理的民情。社会舆情和公众的不满不仅不会因为政府的沉默而熄灭，反而可能因为政府的沉默而突然爆发。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0/1003/5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