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焦裕禄，人们都会想到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肆虐的兰考和一心为民与自然灾害、疾病顽强作斗争的优秀县委书记。但他早年为了生计，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避难的经历，却鲜为人知。通过河南省档案馆珍藏的一份焦裕禄1955年12月26日亲笔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和与他有过交集的后人回忆，我们可以清晰地还原他的这段裹着血泪的人生经历。

青年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今博山区）北崮山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在《自传》中，焦裕禄这样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从出生到十五岁家庭有15口人，15亩多地，牛两头，骡子1头，房子20余间。全家依靠种地生活，农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是外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底，日寇占领了博山县城，15岁的焦裕禄被迫辍学回家，靠与父亲卖菜卖油卖锅饼和下煤窑挣钱补贴家用。1941年，博山又遭大旱，粮食几近绝收，因无力还债，焦裕禄的父亲被逼上吊自尽。

关于这段历史，焦裕禄写道：“1941年家庭没啥吃，又欠下了外债，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上吊自杀了。”祸不单行，1942年6月22日，日伪军突然进村，焦裕禄不幸被抓，在博山、张店和济南遭受了三个多月非人的折磨后，又被押至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当劳工。1943年4月，九死一生的焦裕禄终于找到机会从虎口逃了出来，并于7月初辗转回到家乡。但是由于没有“良民证”，焦裕禄在家乡无法立足，又不愿意昧着良心当伪军，只能被迫离开家乡到外地寻找出路。

逃难路上孩子夭折

1943年8月，焦裕禄带着妻子、岳母和仅两三个月大的儿子及岳母家的几个亲邻，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的艰难道路。在逃出博山之前，焦裕禄就听说徐州东南地广人稀，他自认为凭借一身力气能够活下来。于是，他们一行计划先从博山乘火车到徐州，然后从徐州下车再往东南走。可是，焦裕禄一家刚离开山东不久，就遭遇到了逃难路上最大的一次打击，他的儿子焦连喜在徐州火车站不幸夭折。

也许是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经历，焦裕禄在《自传》中只是简单地写道：“有个孩子生病，没钱治死了。”但据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后来回忆：在徐州火车站，焦裕禄一家夹杂在横流的、凝结的人堆中挤向铁罐车门，拥挤上车的逃难者却堵严了车门，双方争执不下，你上不得，我下不去。将生命和希望押向火车的人，火车以外的东西是顾不了的。拥挤之中，吵叫之中形成一片嘈杂，一片混乱。焦裕禄肩上背着破烂行囊，手牵年迈岳母趔趄于其中，既不能兼济他人也不能自持起身。那个襁褓中的男婴由妻子抱着，已没了哭声或根本听不见哭声。日本站警闻声赶来，举起枪托一阵乱砸。待下车的人们纷纷栽落站台，上车的人群“罐装”密实之后，倒卧于地的焦裕禄及妻子、岳母这才发现，孩子已经被挤扁了脑袋，气绝身亡。

抗战时期扒火车南下逃难的难民

儿子的不幸离世，对焦裕禄一家打击很大，可是前路茫茫，焦裕禄望着苍天，欲哭无泪。作为全家人的主心骨，他只能强忍着悲痛安慰妻子要坚强地活下去。就这样，焦裕禄带着残缺不全的一家，连同几个亲邻，一同步出了兵荒马乱的徐州城，他们一路乞讨地向着东南方向走去。沿途的路上，到处都是和他们一样面黄肌瘦的逃难者。为了填饱肚子，焦裕禄和他的同行者们开始靠“打短儿”卖力，讨口饭吃，晚上只能睡在雇主的车屋、草屋、牛棚或者草垛旁。但这样的“打短儿”也不见得总有雇主，太多的逃难人，太多的卖力气的人集中到这里，经常是一活难求。在找不到活干的日子里，焦裕禄一家只能靠拾荒度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挖到些许红薯断块根须或者从玉米地里捡拾一些秸秆皮毛，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忍饥挨饿。此时，正值日寇最疯狂的时期，路上不时传来日军“扫荡”的消息，以及中国人被集体枪杀、活埋等惨绝人寰的噩耗，这让焦裕禄一家在饥寒交迫、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

落脚宿迁平静生活

1943年9月，焦裕禄一家经过几天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宿迁县双茶棚村，借住在几户早前逃难至此的黄台村几家老乡家。解放前，宿迁是淮海区的一个县，它距离焦裕禄的家乡博山有300余公里，这里北望齐鲁、南接江淮，为南北交通要塞，相对比较富裕。正是这片土地，给焦裕禄和很多与他一样的南下逃难者们留下了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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