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1912-1949年间，云南共发生旱、涝、雹、疫、霜、雪、冷、虫、震及其他灾害共计2740县次；发生死亡人数在一万人以上的特大灾害6次，平均6年一次，其中1923-1925年滇东的冻灾导致死亡人数达30余万人[1] 。如此频繁且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云南农村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致遭灾期间迷信盛行，灾民信仰发生偏移。

一、民国时期，云南乡村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

民国时期，云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加上国家赋税繁重，农民整日辛勤劳作，所剩无几，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便衣食无着，陷于饥馑，生产停滞，回天乏力，灾民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乡村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李文海先生指出：“愈是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方，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愈弱，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支配力愈强。”“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有有效的防灾抗灾能力，一遇水旱或其它自然灾害，只好听天由命，束手待毙。”[2]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导致农村耕地大面积荒废，粮价飞涨，民力丧尽，农村经济恢复困难，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自然灾害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人类来说却是无情的灾难。灾害造成民众对自然的极度恐惧心理，在人们心中留下阴影。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长期恐惧心理，使灾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减弱。灾荒越是频繁严重，人们求生存的心情就越急切。遭灾的乡村，灾民生存无望，人心惶惶，饥饿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而此时，迷信则可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于是，灾害频发，迷信活动盛行。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农业就是农民生存的命根，而灾害却是农业的威胁。民国时期，云南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侵害着乡村民众的心灵，他们抗灾、救灾无望，自然转向求助神灵，企图借助信仰禳灾祈福，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迷信因此盛行。因灾而起的迷信活动对民众带有极强的心理麻醉作用，因为“灾是农业的威胁，对此除了祈祷烧香，立庙供奉之外，农民们并没有积极控制的方法”[3]。灾害往往被看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就只好求助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天神”了。

二、民国时期，云南乡村民众为多神信仰

民国时期多发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巩固了云南乡村中由来已久的“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在远古时期，人们刚从蒙昧中进化出来，就开始了对自己处境的思考。由于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低，因此根本无法抵御大自然的侵袭，一次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恐惧。列宁指出“恐惧创造神”，可谓一针见血。当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无可奈何的时候，大自然便成为人类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但是另一个独特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由自发性的宗教过渡到人为宗教并最终进化至一神宗教时，中国的宗教却固滞在以自然崇拜为主题的多神体系之中。”[4]133一直到民国时期，云南乡村中的自然崇拜仍然没有消亡的迹象。这里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探讨，但是既然是自然崇拜，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也就是说，严酷多灾的自然环境为自然崇拜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其实这也说明了民国时期云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小，无法在心理上给自己一个利用自然的信心。

民国时期，在云南农村，家家供奉各种天神，每于年节朔望之日，大批量购置香烛纸箔，以祭祀焚烧的形式，咒告天神，请求降福消灾，因之农家祀神祭祖的消费占农家支出的相当一部分[5]。各家供奉的神灵不尽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家庭都在自己家的堂屋内供奉一块“天地祖宗”或者“天地君亲师”[6]的牌位。到了民国时期，“君”已经不存在了，有的百姓将其改为“天地国亲师”，但无论如何变换，各家各户供奉的“天”的概念是不会变的。“天”在这里被赋予了上帝的意味，具有无穷的神力，掌管着世间的一切，但是又不等同于一神宗教中的神，因为人们对“天”的供奉仅仅来源于欲借“天”的神力消灾解难，祈求平安。“天”在农业社会与人的关系最为直接，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一切可以带给人类灾难的天气灾害都与天有关系，一切可以保证农业收入的因素也基本来自于天。“天”成为被自然灾害阴影笼罩下的云南乡村供奉的第一神灵。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0/1003/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