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世界改造程度的加深，社会经济和社会财富得到快速积累的同时很多自然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随之带来的是自然灾害的频繁交叉出现[1]。随着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城市集中效应的加大使得自然灾害的发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损失大大增加[2]。例如中国在2008年就发生了8.0级汶川大地震和罕见的巨大雪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3]。自然灾害的巨大危害性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传统风险因素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生产事故、社会治安四类，每一类风险因素包含众多的风险元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除了传统风险因素以外的新风险因素不断涌现出来。当前的传统风险因素尚未平息，新的风险日益显露(如人口增长即人口问题、城市化即生态建设和环境问题以及粮食、水和能源的日益不安全即资源短缺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新的风险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了解新的风险与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关系是否相关具有重要作用。笔者以中国为例，选取1991、2000、2009年中国县级人口数据(含农村人口、城镇人口、总人口)，分析人口变动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揭示人口城市化所带来的灾害效应大小，以期为中国自然灾害链的区域规律指导下的灾害链风险评估提供依据，也为研究新风险因素和传统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1 风险社会和风险中国

“风险社会”观点的出现，不论从社会学还是灾害风险科学的角度，都对其有赞同或反对的声音[4]，但是它使人们对风险防范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在一个全球各国相互联系愈来愈密切的时代，防范风险特别是防范巨灾风险已成为当今社会管理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30多年的实践使中国自身的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使其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联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成为影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全世界目前或将来处在何种可持续发展状态，或处在何种风险社会的水平，认识中国快速发展与风险防范间的时空动态关系，都将有助于理解一个经济快速增长或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应该如何降低已有的风险水平，如何诱发新的风险类型或对已有风险的放大过程，如何应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与生态压力加剧、人口老龄化及金融危机等所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如何设计与风险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5]。

中国的风险类型在增加、风险水平在趋高，风险对全球的影响在扩大。中国加速的发展既是控制自然灾害风险的重要保障，又是引致新风险因素的主要原因。中国必须协调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必须全面提高防范资源、环境、生态与人口风险的能力，在完善“巨灾风险防范举国模式”的同时，建立“全面风险防范举民模式”。

中国自然灾害系统结构复杂、功能多变、区域分异明显。中国自然灾害整体上受带状的活动构造体系、西高东低的地势、东亚季风气候控制下不稳定的河川水文，以及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自东南向西北有序更递的地表覆盖等所左右。中国自然致灾因子多度与强度主要表现为高值中心与低值中心镶嵌分布。中国承灾体主要体现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逐渐降低的人口与经济水平的地带差异；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首都圈等大都市区为中心逐渐降低的人口与经济水平呈串珠状的次一级带网分布。中国自然灾害灾情深受上述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的共同影响，呈现出高灾情带中的低灾情区与低灾情带中的高灾情区的分布格局；中国自然灾害灾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其绝对数与总人口的相对数均呈下降趋势，而直接经济损失的绝对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其占国家GDP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最近20年来，遇难人口年平均达8 547人，即平均每百万人中有6.9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年均为2 381.4亿元，占全国GDP的2.21%，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仍处于较为严重的水平。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呈现出结构复杂、功能多变、区域分异明显、灾情趋于减轻的特征。然而，从巨灾造成的损失来看，除人员伤亡有明显减少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绝对值明显增加，相对于GDP的比例也没有明显的减少。

近年来，超出目前社会-生态系统应对能力的巨灾持续不断地增加，2005年美国特大的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中国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大地震等，对于现存的防灾规划、灾害应对、灾害管理以及灾后恢复重建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3]。

文章来源：《自然灾害学报》 网址: http://www.zrzhxb.cn/qikandaodu/2021/0417/1018.html